从比亚迪的“电比油低”到特斯拉的连环降价，从传统合资品牌的腰斩式促销到新势力的亏本卖车，价格战已经不再是营销策略，而成了生存本能。
撰文丨吕鹏
2026年北京车展正在召开，镁光灯下依旧光鲜。
模特的笑容精准到厘米，车企大佬的致辞慷慨激昂，“引领全球”“颠覆行业”的金句在穹顶下回荡。
展台上，概念车流光溢彩，发布会掌声雷动，一切都像一场精心编排的工业童话。
但如果你穿过人群，走进展馆背后的零部件供应商展区，或者驱车去一线看看，童话的滤镜会碎得很快。
那里没有聚光灯，没有香槟塔，更多的是年降通知单、被拉长的账期、和越来越薄的毛利报表。
车展越热闹，一线越沉默——这是同一个行业，却是两个平行世界。
01
卷生卷死：一场没有赢家的消耗战
2024年到2025年，中国汽车行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价格绞杀。
从比亚迪的“电比油低”到特斯拉的连环降价，从传统合资品牌的腰斩式促销到新势力的亏本卖车，价格战已经不再是营销策略，而成了生存本能。
2025年，汽车行业整体利润率跌至4.1%，逼近制造业的盈亏红线。而在产业链更上游，零部件企业的处境更为惨烈——A股247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率同比下降2%，传统零部件板块（内外饰、冲压件、标准件）的利润几乎被榨干。
图/图虫创意
这场战争没有赢家。主机厂看似抢到了市场份额，实则以利润换销量；零部件企业看似保住了订单，实则是在亏损边缘接单。
更危险的是，这场消耗战正在从“比拼效率”滑向“比拼谁更能亏”——当降价不再是技术迭代或管理优化的结果，而变成纯粹的财务失血，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度都在恶化。
全国工商联汽摩配商会的调研揭示了一个刺眼的现实：超过六成零部件企业面临主机厂的持续降价压力，其中7%的企业年降幅度高达16%-20%，已经触及"生死线"。
这不是良性竞争，这是产业链的集体失血。
02
降本工具箱：从“挖潜增效”到“割肉求生”
面对主机厂的压价，零部件企业并非坐以待毙。过去几年，它们几乎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降本手段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“工具箱”。
第一招，内部挖潜。工艺优化、良率提升、自动化改造是常规操作。宁波福士汽车通过数控化改造，将机加工车间从300人压缩到150人，效率提升20%；嘉兴迈斯特管件将数控车间从35人减至9人，一人管理8台机器。但这些改造的前提是有钱投入、有时间回收——在价格战白热化的当下，中小企业现金流紧绷，根本无力承担动辄千万的自动化产线投资。
第二招，商务让利。年降（Annual Price Reduction）是行业惯例，通常3%-5%，但近年已飙升至10%以上。更隐蔽的是账期拉长——从60天到90天，再到120天，实质是变相降价。还有返利、促销支持、VAVE联合降本，花样繁多，但本质都是供应商单方面让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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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招，供应链压缩。减少中间贸易商，直接向钢厂、石化厂采购原材料；通过集采联盟联合议价；用国产材料替代进口。但这些手段在2024年后遭遇重创——碳酸锂从7.5万/吨反弹至17万/吨，涨幅近130%；车规级存储芯片三个月涨价180%。原材料价格的反弹，直接把“替代降本”的空间封死了。
第四招，规模摊薄。这是最被寄予厚望的一招，也是最具幻觉性的一招。理论上，产量越大，固定成本摊得越薄。但现实是，2025年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仅73%，已低于75%-85%的盈亏平衡点。继续扩产不仅不会摊薄成本，反而会因为产能闲置导致“规模不经济”。
这四招从前到后，恰恰构成了降本手段的“效力衰减曲线”：工艺优化有天花板，商务让利有底线，供应链压缩遇反弹，规模摊薄遇瓶颈。工具箱里的工具，正在一把一把失效。
03
规模幻觉：为什么“卖更多”不能“降更多”？
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，中国汽车产业远未触底，因为还有广阔的下沉市场和海外市场可以开拓。销量继续增长，规模效应持续释放，降本空间依然巨大。
这个逻辑听起来合理，却犯了一个根本错误：把“产业规模增长”和“企业降本空间”混为一谈。
下沉市场确实广阔，但下沉市场需要的是更便宜的车。5-1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，单车利润本就微薄，主机厂为了抢量，只会向零部件企业施加更大的降价压力，而不是给它们喘息空间。零部件企业被迫“以更低的单价供应更多的量”——这是增量毒药，不是规模红利。
海外市场确实在扩张，但出海是成本中心，不是利润中心。欧盟加征关税、美国100%关税、本地化合规认证、海外渠道建设、汇率风险对冲——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。奇瑞、比亚迪能出海成功，是因为有规模和技术积累可以消化这些成本。
零部件企业跟随出海，议价能力更弱，合规成本却一样高。海外市场的利润，首先要补贴海外投入，根本无力反哺国内的低价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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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关键的是，2025年的数据已经戳破了规模幻觉：汽车行业销量在增长，但行业利润仅微增0.6%，成本增速（8.1%）远超收入增速（7.1%）。规模增长和利润增长已经脱钩。继续追求规模，是在用增量掩盖存量的恶化，而不是用规模解决成本问题。
规模本身不产生降本，规模背后的产能利用率、议价能力和技术壁垒才产生降本。当产能利用率跌破盈亏平衡点，当议价能力被主机厂绝对压制，当技术壁垒被同质化竞争磨平，规模越大，失血越快。
04
触底时刻：三重刚性封死降价空间
那么，降本空间何时触底？答案取决于成本结构的刚性程度。当前，三重刚性正在同时发力，把降价空间物理性封死。
第一重，原材料刚性。碳酸锂反弹、芯片涨价、特种钢材价格波动——这些不是周期性扰动，而是供应链重构后的新常态。原材料成本占零部件总成本的50%-60%，当这部分成本硬性地被抬高，企业内部再怎么优化，也只是在剩下的40%里抠利润。
第二重，人力刚性。汽车零部件行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约9%-12%，看似不高，实则极其刚性。全国工商联汽摩配商会调研显示，42.3%的零部件企业将"用工成本增加"列为突出困难。制造业用工成本年均增长约15.8%，社保合规、招工难、技能缺口（2023年汽车行业缺口达68万人）——这些因素决定了人力成本不是“可压缩项”，而是“生存底线”。机器换人？头部企业能做，中小企业投不起、等不起、技术整合不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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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重，制度刚性。2026年1月起，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，一辆20万的车多出约8800元成本；部分地方补贴到期，政策“掩护”消失。更关键的是，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整治“内卷式竞争”，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》，划定低于成本销售的红线。政策层面不再允许无底线的价格战。
三重刚性叠加，意味着不同品类的零部件将在不同时间点触底：
传统零部件（内饰、冲压件、标准件）：已经触底。年降超过3%即亏损，2025年已有大量中小供应商退出。
三电系统（电池、电驱、电控）：2026年中触底。碳酸锂和芯片涨价让成本传导机制失效，宁德时代2026年Q1日均净赚2.3亿，而11家上市车企利润总和不如它一家——这种利润分配格局不可持续。
智能零部件（域控制器、传感器、激光雷达）：2027年初触底。技术迭代快，头部企业净利率还能维持15%以上，但随着技术标准化，降价空间会快速收窄。
传统零部件的恶性降价已经终结，三电系统的压价空间正在关闭，智能零部件还有最后一两年的窗口期。 这就是当前的成本现实。
05
触底之后：产业链的强制性重构
当降价空间耗尽，产业链不会平静地“软着陆”，而是会经历一场强制性再平衡。这场重构将呈现四个特征：
第一，供应商从“被动接受”转向“主动博弈”。2026年4月，东风岚图等车企已公开表示“原材料涨价必然传导到终端”——这实际上是主机厂承认，继续压价已不可能。理论上，零部件企业可以集体拒降甚至要求涨价，年降机制可以从“单向压榨”变为“双向协商”。
当然，这种博弈的达成并非易事。中国的行业协会在价格协调、集体谈判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，缺乏欧盟行业协会那样的反垄断豁免权，也不同于日本经团联式的产业自律传统。更现实的情况是，零部件企业群体内部存在分化——头部企业可能选择趁机抢单扩大份额，中小企业则只求苟活。
这种散漫和不团结确实削弱了集体议价的能力。但即便如此，当亏损面扩大到一定程度，“接单即亏损”的现实会倒逼企业做出选择：要么退出，要么抗争。市场机制本身，就是一种最原始的“团结”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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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行业出清与集中度跃升。没有技术壁垒、没有规模优势、没有现金储备的二三线供应商将被淘汰。头部企业通过并购整合产能，行业CR10（前十大企业集中度）将快速提升。这不是“优胜劣汰”的温和过程，而是“生死存亡”的残酷洗牌。
需要警惕的是，在价格战环境下，出清过程中可能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阶段性现象——靠地方政府补贴续命、靠短期亏损换份额的企业，可能比踏实做技术的企业活得更久。但这只是过渡期的扭曲，不是终局。长期来看，没有真实盈利能力的企业终将被资本市场和产业链抛弃。
第三，利润分配格局逆转。当前产业链利润高度向上游（电池、芯片）和下游（头部主机厂）集中，中游零部件企业被双向挤压。触底之后，零部件企业要么通过技术壁垒（如智能驾驶核心部件）获取溢价，要么通过模块化供货（座椅系统、制动模块）提升附加值，要么就被整合进主机厂的垂直体系。
第四，竞争逻辑从“成本导向”转向“价值导向”。 低价竞争的本质是同质化——产品一样，只能比价格。当价格无法继续下探，企业必须转向差异化：要么技术差异化（高阶智驾、800V高压平台、热管理系统），要么服务差异化（快速响应、联合开发、全球化配套），要么品牌差异化（Tier 1认证、质量口碑）。
这个转向不会自动发生，它需要两个前提：一是企业还有足够的利润投入研发，二是市场愿意为差异化支付溢价。前者取决于价格战何时真正停止，后者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已经从“唯价格论”中觉醒。这两个前提目前都不充分，但趋势已经显现——2026年政策层面对“内卷式竞争”的整治，正是试图为这种转向创造条件。
06
结语：理性之外的终局
写到这里，必须坦诚一个前提：前面所有的分析——成本结构、触底时点、产业重构——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：产业链的参与者是理性的行动者。他们会计算盈亏平衡点，会在无利可图时停止接单，会在恶性竞争损害长期利益时选择自律。
但这个假设，在中国汽车产业的现实中，正在经受严峻考验。
这是一场疯狂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比赛。大多数参与者已经丧失了部分理性：主机厂明知亏本卖车不可持续，却不敢第一个停止降价；零部件企业明知接单即亏损，却不敢第一个拒绝主机厂；行业协会明知内卷有害，却无力组织任何有效的抵制；地方政府明知补贴扭曲市场，却仍在用纳税人的钱为本地车企续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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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政策执行力度仍存疑。《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》划了红线，但低于成本销售的界定模糊，举证困难，地方保护主义更是让监管面临落地难题。社会约束？行业自律？在“活下去”三个字面前，所有的道德呼吁和长期主义都显得苍白。
所以，真正能让这台奔走的野兽刹车的，也许不只是理性的计算、政策的纠偏或行业的觉醒——而是一场足够巨大的意外，甚至灾难。
当降本的压力穿透质量管理的底线，当偷工减料从“潜规则”变成“明规则”，当某个关键零部件的批次缺陷引发大规模召回或安全事故，当消费者的信任被彻底击穿——那一刻，市场会用最残酷的方式完成“出清”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所有缺乏自律、缺乏制衡、缺乏退出机制的恶性竞争的历史警示。
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，理性尚未完全退场。2026年政策层面对“内卷式竞争”的明确整治，部分车企主动暂停价格战的表态，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面扩大后的集体沉默（那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）——这些信号表明，行业内部并非没有反思的力量。
降本的故事正在落幕。价值的故事能否开启，不取决于成本曲线，而取决于这个行业是否还有足够的理性和良知，在灾难降临之前主动刹车。
而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谨慎地保持乐观。
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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